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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罪人(第五章—第七章)长篇连载[已扎口]

ziyue2个月前 (03-13)股票配资170

第二部:流落香港的日子

  第五章 去台湾的条件我无法接受

  一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们一家三口人自广州来到深圳罗湖桥海关。

  那时候的罗湖海关只是几栋破旧的砖房,还有临时搭建的竹棚,而且办事效率极低。去香港的人多了,需要等候,所有的人就靠那几栋竹棚屋摭风挡雨了。

  我前面有一位女士,她也要去香港探亲,通行证也拿到了,但到了海关,海关人员却不让她过去。

  她说:“我的证件是真的。”

  海关人员说:“知道你的证件是真的,但还要等到明年。”根据新规定“要依次排队,轻重缓急分别对待。”

  于是,那女士的通行证上戳上明年一月二十日的出境印章,她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我很担心自己也要等到明年,当海关人员在检查我们的证件时,我十分紧张,连大气都不敢喘。结果是虚惊一场,很快就放行了。我猜想,我和那女士的区别就在于,我到香港是去见台湾的亲人,她去香港是见香港的亲人。大陆急于和台湾缓解紧张关系,对我们这些“台属”优先照顾,这内部如何作业就不得而知了,某种意义上说是让我占了个大便宜。

  我提着两个大箱子,其中有一个人造革皮箱跟随我十几年了;我穿著“的卡”中山装,这在当时是大陆老百姓最好的衣服了,一到香港,就土得掉渣了。我们当时身上只有四十元港币,因为按照大陆政府的规定,每个成年人到香港,最多只能带二十元港币,未成年不算。这是我们走出国门的全部身价。当时,我并没有仔细想过,这四十块港币究竟是多少钱,在香港可以做多少事;想想我在大陆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块人民币,这四十块港币大概够用一阵子的,其它并没有深想……

  走过罗湖桥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很复杂,走的虽然是十几米的铁路行人两用桥,但仿佛成了一叶孤舟,面对眼前的是茫茫的大海,第一次远航,未来将会怎样,我没有半点把握,甚至连预感都没有了。回首大陆罗湖海关,万分感慨,我终于离开了生活三十一年的大陆,过了桥,对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遥望昔日故土,往事历历在目……

  只有两岁多的晓湾无忧无虑,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他走在前面,两只小手托着箱子底,稚声稚气地说:“爸爸,我来帮你。”

  他如何明白这一步走出去,将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变化,特别对他人生道路的形成将完全不同。

  到了罗湖桥的另一端,香港的边境移民检查官是一批国语说得很好的华人,是港英当局专门训练出来的,对待大陆人的。用鲁迅笔下著名的小说人物阿Q的话说,这是一群“假洋鬼子”。

  这些假洋鬼子很厉害了,似乎忘了他们和我们是同宗同族的兄弟,对大陆人很瞧不起,高高在上,又好象警察在审查小偷一样。

  那移民检查官锐利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冷冷地问我在大陆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问:“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是。”

  “不是吧。”那检查官上下打量着我:“我好象看见过你。你可要说实话啊。”

  我更害怕了,但我说的是真话,心不虚:“不可能,我是第一次来香港。”

  那检查官又说:“你到香港干什么?”

  “探亲。”他这是明知故问,那时候像我这种打扮的人,百分之百都是探亲的。

  “你在香港有什么亲人?”

  “有一个大伯父。”

  “他家住在哪里?”

  “铜锣湾。”我说着,就把香港的信封地址给他看。

  经过一番画蛇添足式的审讯后,我们终于可以通过了。

  说起来很难相信,我们一家三口在香港海关竟然停留了七个小时,原因是香港海关的设备简陋,办事效率太低,那群假洋鬼子对大陆同胞的歧视和故意刁难的态度也有关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港英当局政治部的所作所为。港英当局政治部属神秘部门,特别对付两岸政治立场及相关人士更显重要,维护港英当局最高利益。

  出了香港海关,我根据大姐夫在信中的指点,坐上了直到九龙红墈的火车。那是旧式火车,在火车上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望着窗外,绿油油的田野上,布满了养鱼的池塘,有不少木板房,突然我发现铁皮钉制的屋却都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从我懂事和有记忆以来,这面旗帜是不会光艳的,只能破落,在我所受的三十多年教育和宣传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永远踩在脚下的灭亡旗帜;今天却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这面旗帜在空中飘扬。过海关时紧张的心情刚刚轻松,此时心脏又急促的跳动起来,冷汗都冒出来了。想我在这三十一年的生活经历中,这面旗帜对我有多么大的影响,在这里看见代表着什么呢?一桥之隔,难道真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

  大约坐了两个小时的电动火车,再坐出租车,经海底隧道,到了铜锣湾已是晚上7点。铜锣湾是个完全不同的花花世界,霓虹灯闪烁,街上行人的装束各异,我们一家人像是乡巴佬进城,找不着北。我们听不懂粤语,更不要说英语,何况我们这身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从大陆来的,一问路,人家会禁不住往后躲一下。总算出租车司机送对了地方,凭着地址门牌号码找到了大伯父家——铜锣湾海都大厦,这时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全部给出租车司机,还欠他五元钱的隧道费,那五块是坐电动火车用掉了。走出国门时的四十块港币全部用完了,至此,一家三口真是一贫如洗。

  二

  我的大姐家当时住在香港北角云景道摩天大厦,那里属于北角半山区,位置最好,这里的住户都是富贵人家。

  大姐家住在摩天大厦的最顶层,几个单位房打通的,有数百平方米,宽敞极了。她家索性就把天台也买了下来,装饰成天台花园,有庭院楼阁,小桥流水,在大厦的天台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的海港和东九龙以及启德机场,整个香港半岛一览无遗,真是人间仙境。

  天台门口,有一处佣人住房,对面有一大狗笼,一只凶猛的名犬,虎视耽耽地注视着所有来的人,保卫大姐家的幸福乐园。

  大姐家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中国的古式家俱,欧洲的古式吊灯,名贵地毯,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我从未见过这么宽敞豪华的房子,禁不住想:大姐夫在香港当什么官呀,发了什么财,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子,不,大姐夫是做生意的。一个人做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在大陆,大概 、总理住的房子也没有这么好吧!

  大姐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都有自己的生意,在家的几个女儿也都很忙。我们一家人到大姐家的时候,偏巧我大姐夫去台湾打理他的生意,想不到大姐她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两个外甥也可以听懂普遍话,但他们讲的粤语我听不懂。

  这个大姐是我的堂姐,是大伯父的大女儿,以前没有任何来往,就是因为我找爸爸才和大姐家有来往,说实话,没有大姐哪里来的大姐夫的帮助。

  我这位大姐比我爸爸的年龄还要大。我爸爸那一代南北院的兄弟十个,我这个大伯父是老大,我爸爸是老九。

  我大姐拨通了我爸爸家的电话。

  我爸爸一听我已经到了香港,十分惊讶:“孩子,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第一次听到我爸爸的声音,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爸爸……爸爸……”就说不出话来了,在电话里也听不清对方的声音,我只是问:“您什么时候能来香港?”

  我爸爸的声音也变得呜咽了:“我会尽快去香港的。但是,我们这边政府也有政策啊!台湾人去香港,要有许多手续。”

  “爸爸……”

  “你就在香港等我们吧,香港地方复杂,千万别出去乱跑。我和你妈妈会尽快赶去的。”

  我和我爸爸在电话里并没有谈很多,三十一年的话积累到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我爸爸在电话里,对我大姐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让她照顾好我们。

  我这个大姐年轻时可能受过什么刺激,脑子似乎有问题,做什么事儿总糊里胡涂的,对我们父子团聚这件大事,也不觉得什么,没有认真的安排,只是在电话中响应我爸爸说:“行,放心吧,……”。

  当晚,我们一家人就睡在大姐家的客厅里。

我不是罪人(第五章—第七章)长篇连载[已扎口]

  就连晓湾,也被大姐家的豪华震慑住了,说话的声音都小了:“爸爸,我们今晚就睡在这里啊!”

  “不睡这里你睡哪里啊!”我小声地说,搂住晓湾,把他哄睡了。

  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爸爸从台湾打来电话,说他和我台湾妈妈明天就能到香港。这一夜,我激动得到凌晨二点才睡着,不到六点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

  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接机大堂,每一个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那道自动的玻璃门上,我一家三口在大伯父大伯母和大姐的陪同下,第一次在机场体会到等人时两眼望穿的滋味。

  玻璃门不停地旋转,走出各种各样的人,接到亲人和朋友的人,他们都在热情的握手和拥抱,帮忙提行李,然后又很快地离去,我要接的爸爸,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体,穿著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我马上有一种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我爸爸,他和我长得太像了。

  果然,大伯父提醒我:“圻畅,这就是你爸爸。”

  我听了,身体里的血液仿佛全都涌上了头部,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就是他的儿子,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仔细地看着我,抚摸着我的肩膀,不停地叹息流泪,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爸爸哽咽地说:“孩子,我对不起你,我是罪人……”

  我面对亲切而又陌生的爸爸,思忖着:这就是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骨肉亲人。我梦寐以求寻找的爸爸,他魂牵梦萦思念的儿子,站在了对方的面前。

  不知不觉中,我们父子俩哭成了一个泪人,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爸爸说了一句:“孩子,这是你妈,多亏了她。”

  我的台湾妈妈慈眉善目,一看就知是个善良的女人,她穿著一身蓝色旗袍,不时的拿着手帕擦着泪水。

  我急忙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充满感情地说:“妈妈,谢谢您,没有您的支持,我们父子就不能见面。”

  台湾妈妈说:“孩子,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应该得到照应,见到你们爷俩见面,我也心安了。在菩萨面前,要烧高香了。”

  我又擦了一下泪水:“妈妈,我不信菩萨,这一回都信了,是菩萨成全了我们全家。”

  大姐说:“九叔,这边还有你的儿媳妇和孙子呢。”

  爸爸见到了我,恍如隔世,如今又见了孙子,激动万分,他从前妻手中接过晓湾,先客气地说:“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孙子,晓湾是我的希望所寄。”

  爸爸用脸亲喏着晓湾,晓湾很争气,甜甜地叫着“爷爷、爷爷”,使在场的亲友无不动容。

  我们父子太失态了,忘了香港亲戚就在我们身边,也忘记了这是飞机场的大堂,不宜大声喧哗,非久留之地。

  大姐说:“三十一年了,总算见面了,还是我们田家祖上有德,有什么话,回家说个够。”

  四

  回到大姐家宽敞的客厅,爸爸坐下来,我向前悄悄地说:“爸爸,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六伯父和姑姑让带来了我爷爷奶奶的骨灰,这是我们大家专门商议后,在墓穴中起出来的,希望爷爷奶奶在天之灵可以看到您,看到我们父子俩团聚的情景。”

  随即我从衣箱里取出用黄绸缎包着爷爷奶奶的骨灰时,爸爸的泪水夺眶而出流了满脸,用双手捧着,跪倒在地,大声痛哭,声音十分凄厉:“爸爸,妈妈,我这个不孝之子来了,生前不能尽孝,死时不能致哀,宽恕我吧……”

  爸爸这突如其来的激动,把在场的亲人都吓了一跳,纷纷围过来劝他。

  爸爸深情地说:“孩子,你这件事做得太对了,太有意义了,我要谢谢你。我将把你爷爷奶奶的骨灰带到台湾,在那块自由的乐土长眠安息。”

  我们大家把我爸爸搀扶起来。大姐家有祭祖的神台,大姐提议,先将爷爷奶奶的骨灰暂时供奉在此,每日祭拜,以敬孝道。当天晚上,大姐在铜锣湾的喜相逢酒楼设宴,庆贺我们父子团聚,大姐家的儿女和朋友们都来了。

  当晚,又回到大姐家,我们父子二人促膝长谈。

  爸爸语重心长地说:“国难当头,谁家都不能幸免,不要说我们这些跑到台湾的人,如今还能保住命,就是大陆中共的红五类,国家 、元帅和长征时的老干部也都遭了殃。1949年在上海,我如果开小差,回家看你们母子,现在活着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像我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大陆几次运动,不死的话半条命也没了。”

  我由衷地说:“是啊,爸爸,小时候爷爷常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今天才懂得、理解这个故事的含义。”

  爸爸的眼睛又红了:“做为对你爷爷奶奶,我是个不孝之子,做为对你妈妈,我是个不负责的丈夫,做为对你,我是个不称职的爸爸,这一生都永远无法补偿的。”

  我的心酸酸的,劝他:“爸爸,这不是你的错,都是历史造成的。”

  爸爸讲了他去台湾后的许多生活经历,特别在他的档案中有了红点记录,所谓对党国思想不纯,很难升职,就退役了,自谋生路。现在这个农田水利会的秘书,也是好不容易应聘得来的。

  爸爸又讲了他和我台湾妈妈的故事:刚从军队退下来,台湾人都叫我们阿兵哥,一般台湾姑娘都不愿意嫁外省人,他没有土地,没有房,手上又没钱,起初在社会上也是晃荡了十多年,吃喝嫖赌,什么都沾过。长久下去,这怎么行呢!快四十岁了,连个老婆都没有。刚好军中的一位同学介绍在台中附近有个地方叫梧栖,有份工作可以做,就去了。

  我爸爸做过海军的康乐官,编导说唱都会点。他在梧栖镇辅导地方剧团排戏的时候,认识了我这个台湾妈妈。

  台湾妈妈也会唱戏,还相当不错,常去“劳军”,在军中唱绍兴戏挺有名的。她祖籍浙江,来台湾就和原来的丈夫分手了,自己带着个女孩。娘俩生活得也十分艰苦,她和我爸爸同是天涯沦落人,性格也合得来,又有同样的爱好,便结婚了。

  我爸爸和我妈妈在大陆结婚,是我的和尚舅爷爷因为认识我外公而做的媒。我爸爸在台中,又专门去庙里求签,请一位和尚师父再指点迷津,和尚说:“梧栖为林”,在这里,你可娶林女为妻,而这个台湾妈妈正好姓林。命不信不行。

  我爸爸又想起了我妈妈:“你妈妈到底过得怎么样?”

  “我来投奔你,没有人比她更痛苦更担心的。她虽然和您只是七天的夫妻,但比她再婚二十多年的感觉还好……”我说的是实话。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妈妈和我爸爸感情不深,但她毕竟是黄花大姑娘自愿嫁给我爸爸的。古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这就算是她的初恋吧。而她嫁给我的继父,是被社会环境所迫,同样没有思想和感情基础。

  我爸爸拍着我的肩膀:“孩子,我在台湾飘泊了快二十年,得知你妈妈改嫁了,才决心再找一个伴。我并没有忘了你妈和你。我真没想到我们父子还能见面。”

  我又说:“后来,我才听说,在我去戏校之前,您就请大姐家自香港转信,让我们来香港,但是,那时候大陆公安局根本不批准,我妈妈的单位领导和街道主任一直在做工作,让我妈和您划清界线。”还说:“你丈夫受了那么多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哪里还有人性?他真的有情有义,想到你们母子俩,早就起义投诚了,革命不分早晚的吗!现在他还虚情假义地让你带着孩子去那万恶的资本主义香港,别把你们娘俩卖了就不错,赶快一刀两断,等到解放台湾时,就把你的青春全部耽误了。”

  我爸爸忿忿不平地说:“共产党真会胡说八道,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讲中华民族伦理亲情。不讲人性和人情的是共产党。”

  他又问我:“你妈妈现在的先生不是个红五类吗?”

  我实话实说:“我妈妈和她现在的先生之间似乎有一道无法愈越的鸿沟,我妈妈和他结婚,与其说是再婚,还不如说是为了活着。否则,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妈妈肯定是反革命家属,一定是挂着牌子上街被批斗,性命也许都难保了。这个丈夫等于一把大红伞,保护了我妈妈也间接减轻了对我的威胁。”

  “你叔叔呢?不是不错吗?学生时候,我们兄弟俩都在北京石门一间天主教的中学读书。每天都顺着铁路向西直门方向去上学。我离开家时,他好象去了张家口参加共军去了。依他的能力,应该混得很好了。”我爸爸是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十叔,他们兄弟感情笃深。

  “我都二十多年没有见到我十叔了。他去张家口,确实是投奔解放区,参加了共产党,听大人们说,后来不知怎么又参加了傅作义的军队,北京和平解放时被解放军整编了,还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三年仗,回国后,又调入南京军事学院培养、深造,本来是很有前途的,但是,一九六五年以后,大陆解放军也在清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您这个当哥哥的又在台湾参加了国民党海军,部队领导很清楚,劝他退役到地方去,在部队干下去没有什么发展升迁的机会……”

  这个叔叔本来是志愿军,属于“最可爱的人”,但命运捉弄人,现在也成了最不可信的人。应该说:“凡是这个家族的人,无论远近,无论是谁,在他们的档案中,都记载有您这一笔,而这“罪恶”的一笔几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是我们田家人的基本遭遇和所生活的处境。

  我爸爸痛心地说:“又是我连累了你十叔。到底有多少大陆亲人,受到我的连累。”

  我接着爸爸的话说:“叔叔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阶级斗争对他的无情,他郁郁寡欢,愤愤不平,连北京老家都没有回,就去了最偏远最贫穷的贵州。唉,这位叔叔怎么也想不到,革了一辈子的命最终革到自己头上了。”

  爸爸苦笑着说:“他干了几十年革命,还不如我这个反革命的命运好。你叔叔是心强命不强,没有遇到好时候。”

  五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父子都说得口干舌燥,连沏好的茶都忘了喝。望着维多利亚港美丽的夜色和启德机场繁忙的起降飞机,我们父子都思绪万千,宛如在梦中一般。

  爸爸忽然问我:“你究竟是怎么申请出来的,中共凭什么让你一家三口出来,大陆管制那么严,连你大伯父的二女儿雪琴在武汉都不能到香港来探亲,你有什么资格带着老婆孩子来会亲,何况我还是从台湾来的!”

  我被这一问愣住了,随后又明白了,我们父子虽然坐在一起,但相互了解太少了,他对我出来的目的和背景都有着猜疑,爸爸不会怀疑我是想打入台湾内部的共产党匪谍人员吧?这么一想,我吓了一跳,急忙解释。

  爸爸马上又问我:“共产党把你当统战对像,难道是想统我吗?”

  我一时答不出来了。是啊!我是利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出来的,和爸爸团圆算是统战吗?为什么天经地义的父子团圆必须和统一战线相结合才能成功呢!。

  “统一战线”这个词,我并不陌生,在大陆的生活经历,使我了解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的对象和任务也不同。中共从不讳言的表明,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爸爸,我在大陆一出生就注定是黑五类,再加上您去了台湾,我就成了双料的反革命家属的狗崽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哪里管我是否和您见过面,出身不好就决定了一切,《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我每天不知背诵多少遍,每背一遍,就要想起您一次。我要生存,就要革命,就要分清谁是革命和反革命。您就成了我首要的敌人,我不去这么想,这么做,岂不等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不在心灵深处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

  爸爸笑了笑说:“今天,我们爷俩见面,岂不是你认贼作父,和敌人同流合污了?”

  “是啊!我也不明白在我十八九岁时,大陆那时候怎么会狂热到那种程度,儿子揭发斗老子、妻子反目斗丈夫、亲朋好友以阶级为纲,老死不相往来。爸爸,你就原谅我的不孝吧,对您我还只是在思想、口头上说说而已,若您在大陆,为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当时行动上会怎么样?也许都不能把握……”我无法自圆其说了。

  爸爸说:“听说大陆有一首歌这样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 亲,你觉不觉得刺耳?这简直是不伦不类嘛!”

  我想不到爸爸连这首歌都知道了:“这首歌是根据一个叫雷锋的解放军战士的日记而改编的,他是穷孩子放牛出身,翻身解放参加解放军后他有感而发,歌颂共产党歌颂毛 ,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被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整理后,大肆推广,成为大陆人民颂扬共产党、毛泽东的流行必唱歌曲。1966年的北京夏天,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男女红卫兵都穿著不合适的旧军装,腰系皮带,胳膊带着红卫兵袖章,每天在街头喊着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那才真的恐怖。”

  我一边学唱着,一边比划着,把爸爸给吓住了。

  其实,每当我听到这声嘶力竭的嚎叫时,就魂不附体,心惊肉跳,赶快逃离这可怕的、毫无人性的场面。

  爸爸不理解地问:“你这样的出身背景,又如何可以做统战对象呢?”

  “爸爸,您不知道,大陆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政策变来变去,十分灵活。一个新政策下来,就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当我感觉到大陆改变了对台政策,知道必须抓紧时机,好好利用。大陆流行一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享有的不是权力的造福,而是权术带给我的改变,我和您的见面,就是这个新政策的具体体现。”

  爸爸略一思索:“政策变来变去,没有长久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怎么能长治久安呢?大陆老百姓真苦啊!”

  “大陆已经朝着好的方向走了。”我坚定的说。

  他顿了顿,忽然严肃地说:“孩子,你不会向我做统战工作吧?”

  我怔了怔:“我怎么会呢?我对爸爸您还有什么隐瞒的呢?”

  我猛然想起,爸爸从香港给我来的信有几次不是通过大伯父家地址转的,而是以九龙佐敦谷某信箱的地址发出的,我当时太关心爸爸来信的内容,只要收到信就行了,只是单纯认为,爸爸为了和我联系,千方百计想方法去托人带信转信,只求方便快捷,并没有去想地址的事。

  而我来香港之前,北京的海军大院马干事也给我留下了一个香港的通讯地址,都是信箱号码,并没有全名。香港的邮政信箱到底怎么回事,我仍在不解疑惑中。

  “爸爸,您有几封信是由九龙佐敦谷某信箱转的,那是您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那个信箱是我们中央党部专门在香港设置的,我们政府有人在那里做事。自从我们父子联络上,我觉得总要托你伯父和美国的姨婆转信,太麻烦人家,时间又长,为此,党部专门有人找我,说明可以合法替我把信转寄给你,但不能封口,二来希望借助我们父子联络,看你能不能为政府部门做些事。”

  我大吃一惊,差点跳起来,替国民党做事,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我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因为我爱他,而他不爱我、不相信我,只是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才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但国民党在我的心中是很可怕的,除了我爸爸,因为有这份亲情才使我冲淡了对国民党的恶感,但多来年大陆共产党的教育告诉我,国民党反动派是全身沾满同胞的鲜血,是刽子手,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爸爸叹了口气:“孩子,我在外混了几十年,什么深浅不知道。我很客气地回绝了党部的意思。我说你在大陆河南省京剧团只是个唱戏跑龙套的,如何会知道中共的什么机密资料。孩子,我对你没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已经对不住你了,好不容易联络上,怎么能让你做那么危险又担惊受怕的事情,如果我照着党部的意思去做,也许你早就成了我们的情治人员了。”

  “天啊!”听到这里,我感到整个人如五雷轰顶,全身麻木。“情治人员”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但我明白就是搞情报工作的。如果我真的去做了,岂不成了国民党特务了?大陆共产党监狱的大门早就等着我了,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都没有好下场,报纸是这样写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我是信以为真。

  此时此刻,我感动极了,在我们父子还未见面之前,国共两党斗争已经又在我们父子身上做起了文章。还是毛泽东有远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说过“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而我险些成为未受其利,先受其害的牺牲品。而这种斗争的继续,让我人性未泯的爸爸阻止了,也挽救了我。否则,我早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了。

  天渐渐亮了,北角英皇大道迷人的灯光已经消失了,维多利亚海港的轮船响起了起瞄的号角,街道上车子穿流不息,新的一天开始了。

  大姐和台湾妈妈起床了,她们知道我们父子一夜未睡,就建议我们先睡一会儿,再去喝早茶。我们父子不知不觉地谈了一夜,却没有一点倦意,精神很好,等到大家都起来了,我们一大群人分别乘坐大姐儿子和女儿的汽车,下山去铜锣湾的酒楼饮茶。

  去酒楼饮茶,是香港及广东的一大特色。香港酒楼到处都是,高中低档都有。大姐领我们去的是很高档的,酒楼装饰豪华,雕龙细柱,龙凤吉祥,门口都摆着福、寿、禄三尊塑像,里面之清洁,服务态度之好,都是我在大陆前所未见的。

  在大陆,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消费者看到售货员,像是看见顶头上司一样,心情再不愉快,也要露出生动的微笑,售货员则是沉着脸,爱理不理。记得那一年,前妻刚生下晓湾,我去商店买几块排骨,给前妻催奶。一到商店,只见肉食柜台已经排起了长队,都等着买排骨。我知道如果排队,一定买不到了,便厚着脸皮不顾一切地挤到前面,亮出医院开出的生育证明。那个女售货员很有同情心,便先卖给了我,由此引起了身后许多人不满。当我提着排骨走出去时,还听见那女售货员跟位男顾客吵架:“人家是刚生孩子的,有证明,你如果能生孩子,我也先卖给你。”

  在大陆的饭馆,都是先交钱、交粮票才能吃饭,在香港则是吃完饭,再给钱,这里从来没有粮票,这实在令我惊讶了好久。在香港的酒楼里,有一辆装满点心的小推车,随叫随拿,吃完之后一起付钱。

  在我看来,香港没有穷人,一个穿补钉衣服的人都没有。

  我们一家人的衣着举止,和这酒楼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特别在酒桌上,他们许多年都未见过的是孩子在叼着母亲的奶头吸着乳汁,前妻给孩子喂奶,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

  台湾妈妈实在看不过眼:“晓湾都两岁多了,还要吃大人的奶,该吃奶粉了。”

  我只好解释:“大陆买奶粉,要有当地两岁以下的户口本购买,他们母子俩的户口一直在山沟里的工厂里,我们快出来时户口才调到郑州,没有他妈这口奶,晓湾这孩子就更不好养了。”

  大姐说:“那就喝鲜奶吧。”

  “那个时候,郑州根本就没有牛奶卖,我们京剧团虽然离河南省军区大院很近,那里有几头奶牛,可那是专门给省军区首长的,根本不对外。”

  全桌饮茶的人的都怔住了,不敢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还算不错了,双职工一个小孩,两个人每个月工资总还有七十多块钱人民币,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有多少人还吃不饱穿不暖呢。”

  爸爸愤愤地说:“共产党不是说全心全意为穷人吗?穷人不是翻身了吗,怎么还搞这样的特权呢?”

  我的一个外甥说:“那个人民政府,总说是社会主义好,实际就是人们生活很困难,香港幸好没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不然,我们也惨了。”

  大姐说:“香港离大陆共产党这么近,始终很危险,万一哪天中共的军队打过来,我们不就完了。中国人的命太苦了。”

  我那个外甥说:“所以,我现在正在申请办理美国的护照。有了美国护照,就有了退路,解放军一打过来,我们就一飞了之。”

  喝完茶,爸爸提议给我们买几件衣服。大姐就带我们去铜锣湾的国货公司,给我买了一套西装,前妻买了一套连衣裙,给晓湾买了几件小孩衣服,每件都超过了200港币。我们觉得太贵了,从未穿过这么贵的衣服,有点受宠若惊,但大姐说,这在香港算是经济实惠的了,不是什么名牌。后来,才知道国货公司最便宜,是大陆出口外销的产品。这是我们一家三口人第一次穿上了百元的衣服。

  从国货公司出来,我们上了车,沿着香港蜿蜒崎岖的小路缓缓开到太平山顶,每一层小路两边都是别墅和楼群,这些别墅和楼群都被榕树和杂林包围着。

  当我们登上香港的太平山观测台时,又一次惊呆了。我发现了香港的伟大和奇迹,这完全是一座生长着树木草丛的石山,如何在这山顶上和山腰之间盖起那么多大厦。再往下看,就是中环,楼群林立,汽车排队,人群熙熙嚷嚷;天星码头对面就是尖沙咀,又是热闹的街市,好一派繁荣景象。

  我禁不住想:这就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吗?香港和大陆比起来,不知要富裕多少倍,而且每个人都没有政治压力,不用担心被批判和斗争,这份心灵的自由是大陆人无法想象的。一桥之隔,区别如此之大!

  共产党在我心中经营三十一年的思想大厦,那时就开始摇摇欲倒了。前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说过:土豆加牛肉,就是共产主义。可在香港,几乎人人都能吃上土豆加牛肉,甚至会更好,我看我的几个外甥,如果让他们天天吃土豆加牛肉,他们连活都活不下去。难道香港比共产主义社会还好?我认真地琢磨着所见到的一切。

  在下山的路上,开车的是大姐的二女儿,放着一首在大陆从未听过的国语歌曲,我清楚地记住头两句: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朝从旭日升,日落又夕霞……

  我被那歌词中的云和家所打动了,我被那抒情中的旋律所感化,在以后的大半生,何处是我的家?

  六

  到了第三天,大姐一家人上午还在休息,我们一家人下了山,来到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

  这是香港最大的人工公园,人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练着各种健身运动,在我眼里,像是人间天堂,他们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

  我们父子之间团圆的激情冷静下来,开始面对现实了。

  爸爸严肃地说:“我在香港只有七天的停留时间,因为港英政府给台湾居民签证只有七天,就要回台湾了。在香港,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在香港有个机构叫‘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隶属于台北‘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就是国民党的实权人物谷正纲,这个组织专门协助大陆来港人士去台湾的,不过要先声明反共,当反共义士,而且审查严格,还要等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申请,我回台也好从旁陈情协助。到了台湾,我怎么样都可以帮你们。我现在虽然是个公务员,吃饭还不成问题。但绝不像你大姐家这样大富大贵,你一切都要靠自己。”

  我听了爸爸的话,如坐针毡,如骨梗在喉,喘不过气来。什么“反共义士”?我刚过罗湖桥,在火车站亲眼看见新界农田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吓得心惊肉跳,更何况让我去做“反共义士”。维多利亚公园的晨曦和新鲜空气,忽然令人感到窒息了。

  我很快又想到:我当反共义士,我妈妈怎么办?我去了台湾,就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有了妈妈没爸爸,难道还让我有了爸爸没妈妈吗?我的爸爸、妈妈如同在水火不兼容的两极,我身为他们的儿子必须选择其一。

  爸爸见我不说话了,他也不说话了,让我冷静地做出理性的选择。

  “爸爸,谢谢您的好意,但我毕竟不是随便就可以带走的孩子,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爸爸不知道我的复杂心情:“到了台湾再说吧。”

  我还是摇头:“我是很想去台湾,但我不能当反共义士。我如果当了反共义士,就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很可能还会连累她。妈妈这辈子够苦了,我绝不能再连累她,这是第一;第二,这么多年,我被政治斗争害得这么惨,以后再也不想去碰政治。只要在香港可以生存,我就留在这里,大陆不回、台湾不去,我不相信活不下去。”

  爸爸叹了口气,理解了我:“我也不愿意让你做反共义士。按照政府规定,如果你不做反共义士,一般要在香港居住七年,才能取得去台湾的资格。当然,运气好的话,也可能是两年、三年,甚至更短,要靠机会。总之,我回台湾,会努力替你申请的,争取你们一家人早日去台湾。”

  我爸爸对我一片深情,但他有许多事情不能理解我。我讲到自己在大陆各种不幸的生活经历,似乎都扯上了台湾关系和未曾见过面的爸爸,使爸爸感到不快,埋藏在心中,他以为这就像是大陆文化大革命上演儿子斗老子的情景在香港的重演。

  时间过得真快,短短一个星期就要结束了。

  爸爸在临行前的晚上,郑重地对我说:“我们父子总是有缘还能见面,该说的都说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再也不感到有什么遗憾了。有一天,你大姐有位朋友吴医师请我们饮茶,他给我们父子看相,说我们父子相克。我虽不信这一套,事实上我们父子确实无缘在一起,我不能强求你什么,因为我也不能给你什么,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三民主义》,一本是《曾文正公集》,有空多看看。我在台湾政治工作作战学校进修的时候,蒋经国校长曾讲过这样两句话:吃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承担别人没有承担的责任。你好自为之吧。”

  与此同时,台湾妈妈送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2000元港币,在我眼里是一笔巨款,但这在当时的香港是普通打工仔的一个月薪水。这笔钱是我一家三口人在香港的原始积累、求生立命的保障,我们从此出发,开始在香港的生活。

  第二天,大姐一家人和我们一家人又去启德机场送走爸爸和台湾妈妈。爸爸一再感激大姐一家对我们父子的成全和照顾。

  至于我们一家人在香港如何生活下去,大姐对爸爸说:“九叔,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在我这里有吃有住,还怕什么?您就放心好了。”

  我和爸爸在一起团聚的日子只有七天,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在一起也是七天,难道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命运?香港和广东人有一种谜信的说法“七”字不是好兆头,是生气的意思,广东话有句“膝线”就是神经病的意思,是“七”字天数,还是“膝线”都在无意间提示出我父母、我父子的一生不幸和这缘份的奥妙。

  第六章 社会大学逼我上课

  一

  爸爸走后,我们一家人只能暂居于大姐家摩天大厦的天台工人房里,替大姐家打扫天台和喂狗,这和与爸爸团聚见面时不可同日而语,激情过后是沉寂,浪漫完了是现实。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们一家人壮了壮胆子,就去了“救总”。也许,“救总”能给我们夫妻找一份工作干,所谓“人停口不能停”。在大姐家白吃白住,心里很不安。其二,我要去台湾找我爸爸,必须通过“救总”办相关手续,绕是绕不过去的。

  “救总”坐落在九龙自由道2号,一座普通的大厦,唯独在二楼阳台窗口上挂着一面醒目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香港一个多月,我渐渐习惯了自由世界的一切,包括看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是,我始终有个原则,千万不能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要离他们远远的,谁也不能得罪。

  共产党这一边,有我的妈妈,国民党那一边,有我的爸爸。我要小心地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希望随时能见到爸爸,又随时能见到妈妈,这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救总”是两个住宅单位打通了,有200多平方米,属商住两用。办公室有三张巨幅照片,分别是孙中山、蒋介石和蒋经国依次摆列,言外之意,国民党是他们主宰领导的。

  凡是到这里的人,必须先填一张“大陆逃港难胞登记表”,说明自己在大陆是什么身份,受到什么迫害,怎么出来的,和台湾有什么关系。

  我看着这张表,心里害怕极了,后悔不该来这里。自从我妈妈改嫁之后,我就感觉自己是个没有家的孤儿,所以我要找爸爸的愿望十分强烈。爸爸是这个世界唯一能替我摭风挡雨的亲人了。来到这里,我不是又等于失去我妈妈、连累我的妈妈。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无孔不入,在香港一定有很多红色特工,也许我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的监视之下,也许“救总”里面就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也许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许我一走出去,就要面对一个黑洞洞的枪口,一个戴着墨镜的人说:“田圻畅,你背叛祖国,投靠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这是我在大陆看革命电影,看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常有的情节,深深印在脑海里,记忆犹新。

  像“救总”这样的机构,一定会引起红色特工们的注意。我想到这里,手直发抖,后背都湿了,迟迟不敢填表。

  接待我的是一位浙江人,姓蒋,50多岁,不像大陆干部平时摆出干部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但一见我迟迟不表明反共立场拿着表格只看不填的样子心里很不高兴。

  我在蒋先生目光的逼视下,只好动笔,但只填了“到香港会亲”,其余的都尽量简单。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还是后悔。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从蒋先生的眼神和话语中发现,他竟然怀疑我是中共方面来卧底的特工人员。他根据我的谈吐,和在北京中国戏曲学校所受的教育背景,又是一家三口都来香港,非等闲之辈,那时,找“救总”的人,多数都是广东、福建沿海乡村偷渡来港的,很少来自大城市或政府机关单位,主要是这些乡间来的和有问题的人,他们骂一通共产党,要救总给点钱,安排去台湾最好,要不然在香港打一份“三行”的工作,这“三行”就是木匠、泥匠、铁匠等建筑散工,他们挂着“反共义士”的名义,也无所谓。

  啊!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我只是一个不是孤儿的孤儿,只想找我的爸爸,又不想失去我的妈妈,他们为什么非要把我扯到两党的斗争中呢?国共两党斗了几十年,不知害了多少人,难道没完没了不成?

  我已经来到香港这个自由世界了,还是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子。

  我们一家人在回大姐的路上,总是左盼右顾的,好象每个靠近我们的人,都是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我打定主意,以后就是饿死,也不能再去“救总”了。

  共产党对我好是有目的的,想让我替他们做统战工作,国民党对我好也是有条件的,必须当反共义士。我替共产党做事,就再也见不到我爸爸了。我替国民党做事,就更可怕了,我没替国民党做事,共产党都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我真的替国民党做事了,共产党非把我撕成碎片不可。

  一九八○年的春节时,我接到“救总”一位陈小姐打来电话,她关心地问了我们在香港的生活情况,并说我们申请去台湾的资料已经转到了台北总会,叫我们耐心地等待。另外,“救总”还有许多台湾出产的生活用品,送给我们这些“逃港难胞”做新年礼物,以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之意。

  据我爸爸说,国民党政府每年都有这笔经费,帮助香港的一些大陆人,为培养反共义士做经济基础,为反攻大陆集结力量。

  在香港的大陆人,生活都十分困苦,很难适应并融入香港社会,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收买,当不成反共义士,也会为国民党做“反统战”工作。

  “救总”知道我们家有晓湾,也归小难胞之列,就准备了许多小孩衣服,请我去领。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香港是一无所有,如果不是攀上了大姐家这样的好亲戚,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太需要物质上的帮助了。

  然而,我还是忍住了这物质的诱惑,因为我在香港的生活慢慢知道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如同中国古谚“拿人手短”的意思一样,所以我谢绝了“救总”的好意。

  我若拿了“救总”的东西,万一被中共知道了,就算“铁证如山”的资料了,我浑身张满嘴也说不清了。就是饿死,也不能再受“政治迫害”了,这太可怕了。

  二

  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外甥介绍的,是在北角的百乐戏院当服务生,任务是把买了票的观众引导到座位上去,每月工资800港币,这么一份薪水,还是人家给我外甥一个人情,我不会粤语,又不认识其它人,太难找工作了。幸好住在大姐家,住房不用钱,这点钱勉强够我们一家人吃饭,万一不够,还有台湾妈妈留下的2000元港币抵挡一下,日子总算能维持下去。

  爸爸和台湾妈妈来香港,是拿“跟会”的钱来的。我起初不懂,后来才知道,在台湾盛行朋友亲戚跟会的,十几个人每月定期拿出一部分钱,给急需的人使用。爸爸在台湾的家庭负担也很重,正在分期付款买房,不可能帮我太多,仅此而已。

  我们住在大姐家,非常拘束,心灵的不自由往往比物质的贫困更折磨人。

  对于这位比我妈妈年龄还要大的大姐,我内心十分感激,一再请她原谅我们从大陆出来,不懂规矩,晓湾又调皮,不对的地方,您就多多包涵。

  大姐家的两个儿子都成家了,各有自己的房子和公司,只有三个未嫁的女儿,各住一间房子。我们一家三口住在摩天大厦顶楼天台佣人住的工人房,这在香港算是很不错了。

  前妻在家看孩子,无法工作,为了省一点钱,她每天中午还要抱着晓湾,走很远的路给我送饭。我们一家人在电影院门前见面时,我的心总是酸酸的,和周围的人相比,我们是生活在香港社会最底层的人。“荣华梦”“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香港电影中的情节我们开始扮演起当中的角色,感受那种滋味。

  大姐家住的地方都是富贵人家,每家都有几辆小轿车,所以那一带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站,只有大厦本身固定的班车。

  我每天乘摩天大厦的班车上班,赶不上时间只好靠步行。上班还好,是下坡,下班回来就痛苦了,本来累得精疲力竭,还要爬山。

  为了在香港活下去,我必须多赚钱。一个月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北角宏安道有家工厂请人,每月工资二千五百元,那里离大姐家很近,不用乘车,我急忙去应聘,竟然成功了。那是一家生产录音带盒子的“山寨式”塑料厂,老板是福建人,会说国语,也从大陆出来没几年,看我身强力壮,大概也能吃苦,就收留了我。这是我应聘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千五百元不是那么容易赚的,我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工作,而且很危险,机器应该叫注塑机,香港人叫啤机,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被切断手指。

  我干的活儿是把机器甩出来的废料重新放到机器里,搅碎磨成粉状,重新使用,紧张而又繁重,只有登上房顶给降温水塔加水,才能直一下腰,伸开双臂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能看到维多利亚海港和大姐家的摩天大厦,还有富豪家的私人游艇乘帆出海。看人家活得多好!

  这时候,我就会想:难道我来香港就是干这活儿?我在大陆还算是人人羡慕的演员和城里人,是搞艺术的,到处都受到尊敬,到了香港,我却成了最底层的打工仔。

  这家工厂的订单不少,每天都要加班。香港一般是九点钟上班,而我八点前就赶到了,买个面包喝杯维他奶。我这么搏命,很得老板的欢心。

  我不会粤语和英语,和哑巴差不多。八十年代初期,英国人和香港人最歧视大陆人,通称“阿灿”,这是对大陆出来的人通称,意思是呆头呆脑,乡巴佬一样。普遍话不流行,不学、不懂粤语在香港更是寸步难行,好象香港根本就不是中国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在大陆学的知识在香港都成了垃圾,非但用不上,还成了我吸收新知识的障碍。

  我的毕业证书是一九六九年发的,右边是我的照片和简历:学生:田圻畅,系北京人,现年二十一岁,在本校京剧科学习八年期满,准予毕业。右下方是中国戏曲学校革命委员会,盖的印是“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中国戏曲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证书的左边就更可怕了,有一张毛泽东的头像,下面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 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这样一张毕业证书,会笑掉香港人的大牙,我哪里敢拿出来。我的外甥告诫我,找工作时,千万不要拿出这张毕业证书,本来人家想用你,一看见它,一定不会用你。

  在七十年代末期来香港的大陆人,绝大多数是广东、福建一带出来的人,他们或是投亲,或是偷渡,我和他们相比,文化水平是高的,但是,他们比我更适合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因为北京人和南方人有很大差异,一是广东人有经商的传统,而且都是沾亲带故,彼此可以互相提携照顾,我虽学有所长,但很难融入香港社会,而且风土人情有很大的不同,总感到格格不入,飘泊不定,一直窥测寻找新的生存机会。

  三

  我一边在塑料厂打工,一边努力多交朋友。朋友多了,机会才会多。

  经别人介绍,我认识了马玉琪。他是我的大师兄,比我早几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是唱小生的,毕业后分配到鞍山京剧团。他来港的时间比我还早一年,当时住在铜锣湾的一套大房子里,每月的租金就4000港币,过着单身贵族的生活,好不潇洒。

  马师兄的爸爸也在台湾,他本姓柳,也因台湾关系,为和国民党爸爸划清界限,改姓母姓。他的伯父柳泽生是国民党空军的战斗英雄,在抗日战争中击落过几架日本飞机。马师兄在香港有个姐姐,在他来港之前就告诉他,古董名人字画在香港很值钱,而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需要做的事太多,对古董、名人字画的海外市场行情也不清楚,管制也不严,当时不少人靠此发了财。因为马师兄家境不错又有朋友支持,就带了一些古董、名人字画来到香港,一下子就富了。他成为了我生活中追求的偶像,同属一所学校,同样家庭命运,他如此好过,我如此潦倒,为什么?

  他乡遇师兄,胜似亲人一般。我没事就往马师兄家跑。他知道了我的处境,非常想帮我。通过马师兄,我又找到了一个师姐叫王小玲,她爸爸也在台湾。她比我大三届,我和她同过学,只是在学校里不熟悉而已。

  王师姐在香港的境况很不错,她在朋友的帮助下,和一个台湾人合办了京剧训练班教戏。她是学花旦的,表演唱腔都不错,并经常参加香港市政局的演出。王师姐十分愿意帮我。她认识一位孙元凯先生,山东人,是乐宫楼的老板,也喜欢京剧,行内称为票友。乐宫楼坐落在九龙弥敦道美丽华酒店,是颇有名气的北方京味酒楼,也是香港影视歌星常聚集的地方。孙先生认识许多香港娱乐界的人士,建议我往这方面发展。

  我的功底没有王师姐那么好,但毕竟经过八年的系统训练,有机遇就有希望。乐宫楼这里每天都聚集着香港一些影视红星,如成龙、洪金宝等人。

  孙先生一听我一口“京片子”,就说:“嘉禾制片厂有位刘监制,每天到这里来喝茶。我来介绍你干脆去那里找份事干,你嗓音不错,可以搞国语配音。”

  我听了,高兴极了。孙先生还请我吃了炸酱面,让我等消息。

  两个月过去了,我正在焦急等待之际,王师姐打来电话:“孙先生说,他已经向嘉禾的刘先生谈了,再等一等吧。刘先生每天都来乐宫楼来喝茶,正好乐宫楼缺一伙计,你师弟不如先来乐宫楼打工,人见面三分熟,日子久了,他就不好推托,就更容易成功。”

  骑驴找马,是个好主意,我爽快地答应了。

  工厂的老板知道我要辞工,很舍不得,许诺再给我加工钱,将来扩大工厂,让我当他的秘书。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乐宫楼是香港颇有名气的京菜馆,来这里吃饭的客人都会说些国语。孙先生和其它几位老板都对我不错,他也一再向刘先生推荐我,能不能去嘉禾影业公司做配音,在这里端盘子做杂工大材小用了;刘先生婉转地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嘉禾是香港最著名的影业公司,老板是邹文怀,曾经是邵氏影业公司的宣传部长,后来自立门户,培养出李小龙和成龙等天皇巨星,后来居上,风头盖过了邵氏。

  我在乐宫楼干活十分勤快,乐于助人,闲时总是帮其它人收拾桌面,所以人缘极好。乐宫楼有一位部长叫阿周,潮州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偷渡来港的,比我大几岁。他原来在大陆教书,因写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很有才气。来港这么多年,阿周的广东话、国语、英文、日文都说不错,他教了我许多酒楼的规矩,如摆台、写单、招呼客人等。

  有一天晚上,我跟着他接待日本通亚旅行团,负责上菜。他很会讨日本人的喜欢,特别在日本人吃喝正高兴的时候,他用日本话介绍了我刚从大陆出来不久的经历和处境。日本人饭都不吃了,静静地听着,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想不到日本人在饭后离开时,都走到我面前,往我的工作服衣袋里塞小费。

  我又惊讶,又尴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我的意识里,日本人都是一群凶残冷酷的家伙,见面都是“咪西,咪西,花姑娘的干活儿”,这都是大陆抗日电影中的反映,哪里有什么同情心?按酒楼的规矩,我的小费要上交的,但阿周同情我,就替我隐瞒下来。我数了数小费,吓了一跳,竟然比我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下班之后,我请阿周美美地吃了顿海鲜,他真厉害,让我佩服。

  几杯啤酒落肚,我望着窗外的繁华景象,想着茫茫的前程,感慨万分:“我们什么时候能象他们那样,自由地出入大酒楼,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喝什么就喝点什么。还能毫不吝啬地给伙计小费,那多好。”

  阿周说:“香港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什么事情都要用金钱来衡量。我们要在香港出人头地,除了多赚钱,没有第二条路。”

  他的话现在听起来,太平常了,但在那时候,却深深震撼着我的心。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对自己说,我既然来到了香港,就要适应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我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改变自己阶级斗争时代的思维方式,推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些被灌输的陈词烂调,“适者生存”“穷则思变”,真正融入香港社会。

  那天晚上,我在这个商品社会里,一下子长大了许多。20年后的今天,我还对阿周的话语和音容笑貌记忆犹新。

  四

  当我在乐宫楼做工等待配音工作的消息之际,一个不幸的消息差点把我击倒。

  这一天,大姐悄悄告诉我:“你大姐夫暂时无法回香港,家里的生意做赔了,这个房子要卖了还银行贷款,你们也要找地方住了。”

  来香港半年多,我知道香港房租的价格,一个单间房,每月也要一千元港币。依香港规矩,还要预交两个月按金,一个月上期,再买一些家俱,我简单算了一下,搬一次家也要六千多元港币,半年来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积蓄,只有台湾妈妈留给我的那个二千元红包分毫未动。

  我往台湾打电话,把这意外情况告诉了爸爸。我是想让爸爸支持我度过难关。爸爸却说:“寄人篱下,不是办法”盼我自强自立,好自为之,他也爱莫能助,一分钱也没有寄来。

  就在这时候,我在乐宫楼遇到一位河北老乡,也会唱几段京剧,他来香港多年,搞装修工作。他认识九龙界限街一间“圣体幼儿园”的校长,那里正在扩建装修,需要一位元元元元照顾孩子的女工。就这样,经过这个河北老乡的介绍,那校长同意我们一家去,晓湾母子住在女孩子宿舍,我住男孩子宿舍,正好晓湾也可以在这里开始读书。

  那位河北老乡开着搞装修的货车,来摩天大厦接我们一家人。除去我从大陆带出来的箱子外,别无他物。爸爸留给我的《三民主义》和《曾文正公集》,我根本就没有仔细看,因为这太脱离我的现实生活了。

  在大姐家住了半年,我爸爸每个星期都给我写 ,我也必回信。爸爸给我订了一份台湾《联合报》航空版,让我多了解一下台湾,并问我看没看《三民主义》和《曾文正公集》,我只有应付回答“看不明白,不太懂”。其实,这两本书,对我在香港生活下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我又不忍心丢弃,因为,那毕竟是爸爸的一点心意。

  许多年以后,我总结这段经历,深深地感到:我爸爸身在台湾,和我活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他是个满脑子国民党政治的读书人,他也根本不了解香港社会。我刚刚到香港,他竟然送给我《三民主义》和《曾文正公集》,有何用?就如同画饼充饥一样。

  这和在大陆饿着肚子喊标语口号差不多。在这个弱肉强食,商场无父子的社会里,“三民主义”这个政治理想救不了我,曾国藩的处世哲学离我的生活也太远了。

  在香港我知道一个真实故事,与我们父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嘉诚父子。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在大陆是小学校长,自忖满腹经纶,瞧不起商人,小时候李嘉诚也是背诗诵词的高手,李云经一到香港,就受到潮籍亲友们的影响,很快就转变了观念,叫李嘉诚学做香港人,不要再背古体诗词了,因为诗词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当我离开摩天大厦的时候,不停地回头望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住过香港许多地方,都比不上摩天大厦给我的感觉,这不是因为它豪华,而是因为这里是我来港后第一个居住的地方,隐约中有一种家的感觉。这个家是大姐的家,她是如何建立的?他们是如何赚钱的呢?是什么手段和机遇获得的?我在观察了解。

  不久,摩天大厦的房子真的被银行拍卖了,大姐搬到铜锣湾去住了。

  这对我的震撼太大了,真是赚钱容易守财难。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商场的残酷无情,百万家财,稍有不慎,竟然一朝搏尽。

  圣体幼儿园是一所私人办的幼儿园,校长李牧先生,是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军人,1949年来到香港,同太太白手起家打天下,整个幼儿园房产都是他们的,独门独院。前不久,他太太去世了,他受到很大打击,便把幼儿园交给他的侄女打理。

  我们夫妻近在咫尺,却过着一种分居的生活。

  搬到圣体幼儿园有一个好处,我从乐宫楼下班,不用过海回香港,省了交通费。

  晓湾的妈妈协助一位阿婆照顾孩子们的起居生活。我睡的是孩子的床,幸好还可以躺下来,却伸不直腿,熟睡时还经常掉下床。刚开始时,睡着了就不敢乱动,清晨醒来,像干了体力活儿一样累,后来竟然渐渐习惯了。一个人适应环境的潜力是多么大啊!

  我们可以在幼儿园吃饭,不要钱,每月还给前妻500元工资,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又遇到贵人了。

  这里的孩子都是属于有问题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完整家庭的孩子很少。这些孩子看见我们照顾晓湾,都很羡慕。我们给晓湾买些好吃的,孩子们就都围过来,结果,好吃的东西很快就消失了。当我问怎么这么快就把东西全吃完了,晓湾说,“都给小朋友了。”

  所以,晓湾才三岁,就有好几个大孩子每天围着他,听他的号令。我看到这种情景,十分心酸。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晓湾的身边庇护着他,这也成为这些孩子们的奢望。他们希望从晓湾身上分享到我们的亲情至爱,哪怕是一块饼干、一块糖。

  五

  苦难深重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容易信奉某个神、某种信仰,重新摸索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生存的我,面对香港这个陌生的繁华世界,彷徨、无助、孤独、迷茫、困惑,心态严重失衡。

  香港的教堂和做礼拜的地方很多,一般都在教堂的楼顶上竖立着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神爱世人,你信神,你和你的家人必然得到拯救。有的则写着: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这对在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我来说,只是很好奇,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次,报纸上招收传播福音的人,要标准的普通话,但必须是基督徒。这不是和配音的工作差不多吗?我壮着胆子,走进九龙尖沙嘴漆咸道一间教堂,直言不讳地对招聘人员说:“我想成为基督教徒,想参加传播福音的工作。”

  接待我的是位年轻人,他很客气地问:“你读过圣经吗?”

  “我刚刚在街上买了一本。”

  “你好象是从大陆来的。”他的眼光真厉害。

  “是的。”在上帝的使者面前,我不能撒谎。

  幸运的是,这位年轻人刚从台湾神学院毕业不久,来到香港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我呢?主要是想换一份好的工作,多赚点钱。非让我信上帝,也不是不可以。我这么想是对上帝不虔诚,但也算不上亵渎,替上帝干活儿,也要挣钱的,不然,我们一家人在香港怎么活呢?

  年轻人言辞很亲切地听我说,好象我的老朋友:“你星期天上午来吧,牧师和兄弟姐妹们都欢迎你。”

  星期天早上九点,我专门请了假,准时赶到教堂,年轻人把我介绍给牧师。牧师是个外国人,年轻人充当翻译。

  我很坦白地说:“我在大陆长大受教育,大陆信奉的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好毛泽东选集也像《圣经》一样厚,不过是红色包装,而《圣经》是黑色包装,只是书皮颜色不同罢了。大陆人民必须信奉,但也只有十几亿人,信上帝的人全世界则有几十亿,这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不懂。我要信上帝,信基督,愿意用普通话传播福音,找份工作。”

  年轻人把我的话翻译过去,牧师很兴奋,他用手按住我的额头,让我闭上眼睛,嘴里不停地念着,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又不敢动,更不敢笑,好在有年轻人在旁边翻译。

  “主啊,这位迷失道路方向的人,蒙你指路,他想追随你,做你的孩子,给他指出一条明路,我们这里的兄弟姐妹欢迎他……”最后,牧师用手压了一下我的头,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教会,主会帮助你。”

  随后,我跟着他们在教堂背诵《圣经》,读圣诗,唱赞美诗。最后是奉献,每个人绕到前方,把钱放在纸箱里,上面写着:施比受更有福。大家点燃蜡烛,闭上眼睛,低头祈祷,牧师说着年青人急忙翻译:“只要每人奉上一点光亮,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就有无限光芒。”

  当我离开的时候,年轻人告诉我:“我们每星期日要祈祷一次,晚上可以来教堂聚会,有不少活动,你慢慢就会成为上帝的信徒,上帝一定会帮助你。”

  遗憾的是,我努力参加一些活动,也竭力在奉献的时候,多投一些零用钱,但我读来读去,都领悟不了《圣经》的意思。读不懂《圣经》,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就得不到传播福音的工作。我找上帝的目的,就是要养家糊口,大概上帝看我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而不是奉献赎罪的,和真正的基督徒格格不入,等于另有企图。

  《圣经》说的是另一个世界,而我生活的则是这一个世界。

  六

  我们一家人搬到圣体幼儿园,一晃半年又过去了,和李校长也熟了。他见我们夫妻憨厚朴实,任劳任怨,对我们有所好感。

  “阿田,下面有一间士多房常年不用,你收拾一下,你们夫妻带着孩子可以住嘛。”

  我不好意思再接受李校长恩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够麻烦您了,真的不敢再麻烦了,您还是租出去吧。”

  李校长说:“闲着不用,租也收不了几个钱,况且是在校内,还是你们住吧,你们也是个家啊!夫妻不能总分开。”

  “你们也是个家啊”这句话,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差点流出泪来。在港生活一年了,每日都在奔波,思考如何改变生活,已经很久未过夫妻生活了,也没有家的感受了。

  我找不到上帝,在现实生活中,李校长这样的人,就是拯救我的上帝。

  当天晚上,我用力推开了沾满尘土的士多房门,摸索着开了灯,忽然听见一声猫叫。房间里都是不用的破烂桌椅,看不见猫的影子。我找了好一会儿,才在一张桌子下面的纸箱里,看见一只花猫,我看着它,它竟然不走,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

  原来,纸箱里还有5只小猫,紧紧地簇拥在这只大花猫的怀里。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温馨家庭,被我破坏它们了这个安宁的世界。我听着大花猫凄叫,看着5只小花猫惊恐不安的样子,真不忍心赶它们走,就退了出去。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想:为了寻找我自己的一个家,花猫的家就没有了。幼儿园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哪里又是他们的家呢?我爸爸在给我的信中,说你性格懦弱,多愁善感,士多房的花猫,让我联想人和动物的差别。

  第二天,我再去士多房,纸箱里的猫儿们已经不见了。是我们霸占了它们的家,它们可能正像我们一样,也要寻找新的家。

  我由感而发,把圣体幼儿园里的孩子和大花猫一家的搬迁联系在一起,给香港电台写了一篇通讯,诉说了圣体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的悲苦命运,他们没有家庭的爱,想到这里,有时人类还不如这只大花猫,它都有舔犊情深都懂得保护后代的责任,而我们人呢?结果,香港电台真的播了这篇通讯,由播音员充满感情地倾述,很感人,还给了我二百元稿费。

  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比较能体会关心别人的命运,在我来看,谁能救人,谁能帮人,就是上帝。这比进教堂、念圣经、唱赞美诗、信奉主耶稣更能感受上帝的无所不爱、无所不能。

  七

  天不随人愿。嘉禾影业公司的那位刘先生年事已高,很久没来乐宫楼了,大概是退休了。我觉得机会不大,情绪表现的很低落。

  孙先生劝我说:“在我这里继续干吧,行行出状元,过几年当个部长也不错啊!”

  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打定主意,既然去不了嘉禾,乐宫楼就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了,端盘子、写菜单、侍候人吃饭,不是我追求的人生目标。

  上海有个朋友来信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做大陆的纺纺品生意,我可以去拜访一下。我拿着上海朋友提供的公司地址,来到九龙太子道一座商住两用楼,门口挂着香港中谊公司的招牌。

  公司老板姓于,从上海出来没几年,因为我朋友介绍,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我用人的宗旨,是朋友介绍的更加相信,我这里欢迎你,每月1500元的底薪,主要靠接订单分红。”

  我真羡慕他,没几年时间,就当上了老板,我却每天站着侍候别人。我下定决心要加倍努力,把握机会,非像于先生这样闯出个名堂。

  在公司上班,属于白领阶层,虽然赚得并不多,但感觉大不一样,每天西装革履,拎着皮包,不像在酒楼当侍应,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服务周到,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腰板也挺直起来。何况只要用心,就能学习许多做生意的经验。所以,为了这份工作,我不顾孙先生的挽留,离开了乐宫楼,而且搬出了圣体幼儿园,开始租房子,准备放手一搏。

  一九八一年,大陆刚刚改革开放,大陆外贸公司不了解外面的市场经济,香港商人也不了解大陆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来港几年的大陆人既熟悉香港的环境,又了解内地市场又有熟人,很容易做成生意。八十年代初,一大批大陆人士就是这样发迹的。

  于先生每天衣冠楚楚,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不停地给厂家和内地打电话。令我佩服的是,于先生巧妙地利用了汉语的复杂性,混水摸鱼,大获其利。原来,香港有一家中艺公司,是大陆政府在香港投资的,主要经营纺织品工艺,规模和名气都很大,在香港、九龙半岛都有很大的商场,一般的香港人都能知道,而于先生的中谊公司只是家小贸易公司,和中艺公司不能同“艺”而语。香港人听起来,常常搞混,把中谊公司当成了中艺公司,很愿意和我们做生意,以为是新成立的贸易窗口。

  底薪太少,我必须要拉到订单,就给河南去信,请郑州的朋友帮忙,联系客户。我甚至回了一次郑州,找到省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就在我们剧团文化路的斜对面。偏巧郑州去香港的人凤毛麟角,何况我们离得又 时两个单位都有些联系,这家外贸公司都知道京剧团有个姓田的去了香港,正想找我做生意呢!

  关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于是,我到郑州,将我们公司的样品和报价单都给了外贸公司负责纺织的领导看了,他们也需要这批货,满口答应,让我先回香港等消息。

  中谊公司当时主要做化纤品生意,还有PVC机恤,就是人造革皮夹克。八十年代初,大陆特别喜欢Polyster产品而代替棉织品,这类产品做成的衣服免烫、挺直,穿起来很神气。

  我曾经两次随于先生去深圳,见到他和内地人打交道,话说得太玄了,但大陆的外贸干部也相信。他请大陆相关单位吃饭,十分大方,而且每次都送些礼品。其实,他在公司生活很简单,有时也吃公仔面。这也是白手起家致富成功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每次有人来公司拜访,于先生都让我从门眼里看是什么人,他根据来访人的身份,立刻决定是否回屋换衣服。我也一直在仔细观察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一次,于先生心情极好,得意地说:“小田,你不是学演戏的吗?其实,商场虽说是战场,但也跟演戏一样,人看衣服马看鞍,我这样换衣服,就是面对不同人的,这样,生意好做多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才知奥妙所在。

  有一次往大陆发货,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多了三大箱,文锦渡海关以为我们少报单想偷税,要罚钱。于先生知道后,冷着脸说不管,“这是你的责任,自己搞掂,如果罚钱,你就要一个人自行解决。”

  我无奈之下,只好向海关人员苦苦哀求,讲明原因,诉说自己的处境,如果罚我的钱,几个月薪水等于白干了,我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就没了,一家三口就要流落香港街头。

  海关人员动了恻隐之心,让我写了一份认错书,下不为例,放行这批货到了大陆,多卖了一万多港币,因祸得福。而这时候,于先生却只字不提了,一分钱也没有奖励我。我很生气,但他是老板,我只好忍了。

  我曾陪于先生参加了一次广州秋交会,并和河南外贸公司接上了头,介绍给于先生认识并签了合同,准备进口大量的Polyster产品,于先生很高兴地说:“小田,你在郑州还真有些关系,我们这笔生意做成,能分给你十几万,可以买楼了,彻底改变你的命运。”

  我信以为真,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

  几个月过去了,河南一直没有和我联系,我以为生意告吹了。后来,我由河南省外派香港海通公司了解到,这笔生意已经做成了,我一分钱佣金也没分到,于先生确实买楼了。我去问于先生,他就用编好的话搪塞我,说银行L/C信用状还未转过来,不能结帐。我一气之下,便辞职不干了。于先生还虚情假意地挽留我几句,给我写了一份离职书:“田圻畅先生勤奋工作,忠实可靠,为公司栋梁,因另谋高就,深表惋惜,盼从此大展宏图。”

我不是罪人(第五章—第七章)长篇连载[已扎口]

  这个会演戏的人被不会演戏的人赶下舞台了,从此我知道了,社会才是最高的学府,人生才是真正的战场。我并没有恨他,感激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商场如战场,战场上还有救死扶伤,而商场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毫不留情;只恨自己笨,不会打仗。这时候,我回忆起中国戏曲学校老师的敦敦教诲“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不是商场生意人,不知如何“修行”。

  

  第七章 人生才是真正的战场

  一

  我离开中谊公司后,生存危机很快就发生了。

  辞职前,我只是一味地想: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宁可饿死,也不能再给这种不守诺言的人打工了,香港这么大,离了他我不信我就活下不去。辞职后,坐在家里发愁了,心想:为什么这么感情用事呢?即使想离开,也要骑驴找马,一边干着一边找工作。我太不能忍了,这在香港怎么能吃得开呢?

  晓湾太小,前妻无法工作,我又失业在家,流落街头的厄运在等待着我们一家人。我再三犹豫,还是鼓起勇气,给台湾打了电话,第二次向爸爸含蓄地请求援助我一下,而爸爸反而在电话里说:“我让你们来台湾,你们怕共产党怕得要命,又认为国民党对你会怎么样。犹豫不决。香港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陆出来那么多人,也都没有饿死,每个人头上一片天空,还是反躬自省吧。”

  我的心彻底凉了,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在大陆娶妻生子,从小不知什么是父爱的我,从未向爸爸伸手要钱,而真开口了,却来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斥,爸爸是个公务员,家庭负担也不轻,但他总比我强吧,香港亲戚有钱是人家的,老板赚钱不分你是应该的,上帝不理我是自己急功近利。但事情发生了,我在香港都快睡大街了,我不求爸爸求谁呢,谁是我的亲人呢?爸爸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一时很难接受。我也气愤地给爸爸去信:“我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求助您,从我们父子在香港见面,您回台湾之后,我们三口人完全生活在另一种环境中。在香港我们无钱、无根、无立锥之地,我做了几样工作都不能维持家庭开支,带着孩子连交房租都成问题,几年下来漂泊不定、心灰意冷,我携妻带子投奔您来的,抱着美好的希望以为您可以给我生活打下个基础,给我指引一条明路,您给我写的那么多信等于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您和我是永远无法改变的父子关系,在道义上说,既然有生人的本能就有养人的义务,何况三十几年,您从未照顾过我,我也没花过您一分钱,我们三口人落得如此境地您能见死不救吗?”此信寄出后如石沈大海,怎么回事?难道这个爸爸也是靠不住的吗!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香港和大陆相比,人情很薄,亲情也厚不到哪里去。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父母不敢指望儿女,儿女也不能向父母索取太多。这在大陆人看来,尤其是北方人看来是无情无义的,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许多年后,我看到了香港这种“无情无义”的另一面,逼使每个人都养成了自立自强的生活态度,看似无情,胜似有情,这也造就了一种金钱商业社会的新人性。

  我在九龙太子道佑华大厦租房住的时候,我的对门一家也是讲国语的,每天碰面,就熟了起来。这家老先生姓张,天津人,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撤退到台湾,后来在台湾中央信托局工作,退休后,随后娶的太太定居香港。

  张老先生有个从大陆来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也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在这里。这位老兄每天拎一盒饭,早出晚归,是一个地盘工人。后来我才知道,张老先生家的房产全都掌握在太太名下,张老先生的儿子住在这里,也要交房租,并限住一年,过了年一定要搬家。张老先生的儿子干苦力,张老先生和太太却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牵着小狗去酒楼喝茶。

  我把张老先生和他太太与我爸爸我台湾妈妈比较一下,觉得我爸爸和台湾妈妈相当不错。如果我在台湾,他们绝不会向我要房租的,这点是可以保证的。

  这位老兄和我很谈得来,他告诉我:“附近花园道有个劳工处,可以申请工作,隔壁是政务处,可以申请公屋,我早就申请了,你怎么不去试一试?”我摇头叹息:“劳工处招工,我能做什么?我来香港才两年,哪里有资格申请公屋。”

  “只要有香港身份证,都能申请,慢慢排号等待,批不批就是政府的事情了。”

  我将信将疑地来到花园道的劳工处,在门口的橱窗里,确实张贴着政府机关和各公司招工的登记牌,每张都将招收的类别、工作范围、待遇,编有号码。我忽然发现香港政府电台招收事务助理。我一想,香港电台是搞文化有关方面的工作,可能和配音工作有关系,我也许能行。我仍然没有忘记“配音”工作的幻想和憧憬。

  我向劳工处的一位小姐要了一份登记表,填写了工作意愿和身份证号码及通讯联络地址。办公小姐扫了我一眼,就叫我先回去,有消息会通知我。死马当活马医,我反正没报什么希望,也不灰心,从劳工处出来,又转进了政务处。

  我要申请公屋,一位先生看了我的身份证就摇头:“你刚来香港两年,现在可以申请登记,但要等到住满七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才可能轮到你。”

  我点了点头,接过他的两份表格,仔细一看,表格内容非常细致,包括要填写我们三口人的姓名、身份资料、每月收入、是否有物业、汽车、有价证卷、金银珠宝等。坦白地说,我家已经一穷二白,只有两个大活人和一个小活人了,是香港真正的无产阶级。在此之前,我只接触过一个香港政府机关——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来香港三年多,我们每年都要去多少次那里,办理延期注册登记手续。不管风吹雨打,依签证到期日一家三口轮候七、八个小时的等待,就是为了换取香港的合法居留权力,直到成为三颗星的永久身份。

  二

  劳工处和政务处的先生和小姐们,一见我就知道是从大陆出来的,歧视之意表露无遗。非但如此,就连港英政府在其所管辖的工作范围内,也排斥大陆人。做为我,非常明智的对号入座,选择不需学历、不需技能的杂工去做,由于劳工处招聘人员可根据应聘职别,转换政府不同部门,为了争取这份政府工,主要因为是铁饭碗有个保障,所以我曾到香港电台、水务署、路政处、邮政处等几个政府部门见工,仅希望能做一个杂工,结果令我很失望。我身高力壮,仪表堂堂,又有文化,到政府机构里做一个杂工,应该在首选之列,但他们一见我是大陆人,例行公事地问几个极简单的问题,就让我回去等消息。

  最令我绝望的是,一次接到见工通知,我来到公立的伊丽莎白医院,负责招工的小姐问我:“你是从大陆来的吧,倒是有一个空缺,不知道你能不能干?”我马上站起来,表白自己的决心,就像在大陆向党表“红心”一样:“无论多累多苦的活儿,我都能干,一切听指挥。”

  “医院最近需要一个在太平间工作的人手……”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能干,我不怕死人。”

  “那好吧,你先填个表,回去等消息吧。”

  我兴高彩烈地回到家,等着“看管死人”的好消息。我想这份工作大概没人竞争了。没想到我的希望又落空了。原因很简单,在我之后,又有一个人去应聘了,尽管那个人没有我高大威猛,但他是常年在港的广东人,会讲一口流利的粤语又熟悉香港社会环境,这一对比,后来者居上,顶替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在走投无路之际,又想到了上帝。

  “神爱世人,相信神,你和你的家人必然得到拯救。”事到如今,我要再努力一次,用自己的诚心打动神,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得到拯救。

  然而,无论我在教堂里如何虔诚,教堂里的兄弟姐妹们如何友爱,《圣经》里的话如何动听,当我走出教堂面对现实生活时,还是要为住房和工作的问题一筹莫展,我还是那么彷徨无助,上帝,你在哪里?。

  上帝能拯救人,我相信这一点,但上帝不会拯救穷人,或者说上帝救不了穷人。上帝是救那些物质富裕而精神空虚的人,或是赚了许多脏钱而精神不安的人,或是工作压力太大而需要片刻安宁的人……

  上帝就是不会拯救穷人。穷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三

  就在上帝抛弃我、现实不爱我的时候,香港某报纸上登了一条这样的消息吸引了我。

  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刘姓男子和我的经历十分相似,他年龄和我差不多,他爸爸在台湾,由于各种原因,他去不了台湾,“救总”也未收纳他,在香港又没有亲人,沿街乞讨,吃尽了苦头。他找到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要求以政治避难的方式去美国。美国领事馆同情他的遭遇,基于维护人权的立场,收容了他,并协助他去了美国。

  这则新闻,使我受到极大的启示。他能去美国,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简直是一步登天。我在大陆受到的政治迫害和在香港受到的歧视与入台的政治苛刻条件,其人权尊严和价值所受到的迫害不一定比那个男人少,他能去美国,我为什么就不能去?但我毕竟不是刚刚从大陆偷渡出来的,是合法申请来港的,而且还有妻子和儿子,和他又大有不同。

  然而,我一想到那个男人大摇大摆去了美国,就十分不甘心,甚至是嫉妒得眼红,去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我缺乏勇气,又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发现,生出什么祸端。于是,我就忍不住想给美国总统写信。香港到处张贴着“想做就去做”这种自由浪漫充满个性的香烟广告使我动心,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却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既然我想到了,我就立刻去做。

  我要让美国政府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田圻畅的人,他所受的政治迫害很多,享受到的人权很少,大大超出了你们的收留条件。如果美国政府出面,向台湾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让我早日去台湾也好。

  信是用中文写的,信中陈述了我的出身背景和在大陆的苦难遭遇,还讲了我在香港,多次申请赴台不被批准的厄运。

  信中写道:

  美国政府一贯标榜自由、博爱和人权,重视人性,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我是个无辜的牺牲者,来香港,虽然和我爸爸团聚见面了,但时光短暂,亲情难求,大陆当政者把我视为异类,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好人,我虽然来到香港,台湾当政者又把我视为中共统战者,当我想为了生活而去台湾时,更使大陆当局不欢迎我,怕伤害到我的妈妈,怀疑我的目的,为和父亲团聚我又不愿做反共义士,所以台湾拒绝我入境。美国政府向来尊重人权,如果愿意接受我这个携妻带子的人,我将荣幸地在美国这块土地找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请朋友给我找到了美国白宫的地址,用挂号信寄出。

  香港邮政局的职员,见我给美国总统里根寄信,十分惊奇,一面登记,一面像是自语又像是感叹:“给白宫寄信?厉害!”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什么话也没说。

  我给里根总统的这封信,只是抱着试一试“想做就去做”的心理,就像买一张六合彩一样,中奖机率等于零。令人万分意外的是,这件事居然有了回音。

  大约三个星期后,我接到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他用国语对我说:“您写给里根总统的信,转过来了,如方便,请贵先生来我们领事馆一趟。”

  天啊!我当时真不敢相信。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位于香港中环半山岛上,隔壁不远就是香港总督府。美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英语国家,历史和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外交方面,几乎像是一个国家。在香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大概正因为这样,两国在香港的中枢连在一起,一唱一合,相得益彰。

  陈先生个子不高,戴副眼境,很斯文,他说:“对田先生的命运和身世,我们深表同情,大陆和台湾都称是中国,你在大陆和妈妈一起、你去台湾和爸爸一起都是人之常情,是人的基本权力和要求,但两岸的事情很复杂,你要去台湾中华民国,我们目前帮不了你,我们要尊重台湾政府的政策规定。”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陈先生又说:“你来香港三年多了,这里是自由法治的地方,应该已经没有政治迫害了。如果你在香港,遇到什么政治麻烦,我们到可以帮助你。”

  其实即使在香港,我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迫害的影子。

  大陆要我多做“统战”工作,台湾要我做反共义士。我不敢得罪共产党,怕共产党不让我见我妈妈,我更不敢得罪国民党,怕国民党不让我见我爸爸。更令人胆战心惊地是:共产党怀疑我已经做了国民党的反共义士,国民党怀疑我是共产党“统战卧底”的,时常有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警告和暗示我,在香港从大陆出来的戏校同学和剧团朋友都和我有了这样的距离。

  在香港,我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我经常会有一种恐惧,说不准什么时候,我就会在香港神秘地消失,不是共产党把我绑架了,就是国民党打了的黑枪。香港报纸、杂志有这样的报道,不知真假,我的脑海里回想激荡着来香港三年多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

  陈先生见我不说话,声音更柔和了:“田先生,你不要怕,香港是自由和法制的世界,只要你受到了政治迫害,我们会给你主持公道的。”

  那时那刻,我真想把自己在香港的所有遭遇都说出来,也许美国政府真的会仗义相助,甚至我会因此去美国。然而,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妈妈,如果不能再见到她,如果她因为我而受到迫害,我在美国的任何生活都将毫无意义。“投敌叛国,里通外国”这两条罪名给大陆多少人带来株连命运,活在今天的我,不可能还会去做引火烧身的傻事,不过,我尝试领教一下自由法治的香港能给我什么权力?我也碰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到底有多厉害。山姆大叔是否可以救我这一家。

  “没有,我在香港没有受到什么政治迫害。”

  这一句话,切断了我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路。所谓“政治迫害”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

  有时候,我也会反思,那位去美国政治避难的男子,是从大陆偷渡出来的,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而我们一家三口是合法申请来港的,本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陈先生最后说:“我相信,真理在你一边,需要我们帮忙,再联络。”从这件事上,我充分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其它政府的差异。相对来说,美国真是世界上最重视人权的国家,是全人类最应该认同的一种政府,一个流落香港的普通人和美国总统之间的距离,太远太远,每天给美国总统写信的人,不知有多少,能得到回音,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我个人人权的一种尊重。

  但我也知道,我的遭遇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是我没有利用和拯救的价值,我再申诉解释都是无用的。如果我在香港遇到政治麻烦,或许他们会伸出援手,也许会因为我没有那份政治价值,还会被抛弃,就像上帝不肯救我一样。

  美国和上帝一样,都不会拯救没有价值的人。

  穷人无论走到哪里,还是要靠自己。

  无论是天上的上帝,还是人间的美帝,都不会救穷人的。

  四

  上帝拯救不了我,我就想到“救总”。

  狗急了还会跳墙,何况我是人呢?一家人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管什么政治,与其活活饿死,坐以待毙,不如“脚踏两只船”寻找契机。

  在此之前,我想到了海军大院的马干事给我留下的香港邮政信箱。我想给他们写信,说明我的处境,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信箱非同小可,焉敢轻易惹麻烦,而且万一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成为把柄,不让我去台湾,那就糟了。

  此时,国民党在香港的势力并不比共产党小。每年“双十节”,香港不少街道都高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不少亲国民党的反共社会团体,纷纷举行酒会,不少知名人士包括和大陆来往密切的人都来参加,他们左右逢缘,从中得利。

  我第二次到“救总”,负责接待的是康瑞生先生,很客气地说:“你应该经常和我们保持联络,你们这些从大陆出来,受共产党的毒害太深,对我们是敬而远之。在香港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尽力帮助的。”

  不管康先生的话是真情还是假意,孤独无助的我听了,都感到一阵温暖。康先生拿出好几份表格,接着说:“根据救总的规定,凡大陆出来的人都要填写一份履历,便于了解,今后如有困难,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好有个参考。”

  “救总”的表格,上次我已经见过了,上面除了一般履历,还有这样的栏目:在大陆如何遭受中共的政治迫害?逃港目的?有没有受人指使?是否参加过中共党团组织,担任何种职务?不知怎么,我的手又发抖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劲头没了,“政治恐怖症”再一次发作。

  我又后悔了:明明知道“救总”的性质,为什么还要来呢?香港是个物质极度丰富的地方,我来了三年多,还没听说有人饿死过,为什么我要自投罗网呢?

  康先生见我很为难,还是很客气地说:“田先生,你的情况有点特别。像你这样出身的人,如何能进北京高等学府去学戏?又怎么能全家三口人都合法来港的?和你有相同出身、相同遭遇的人,都是偷渡来的,而且大都没有文化。像你这样的人,真是不多。”

  他又重复了一句:“真是不多。”脸上一付怀疑的样子。

  这种情形,使我回忆我在大陆被审查的场面,“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我的面前,轮着让我交待“所谓”反共思想,经常重复问话:“还有没有?老实交待”天啊,这是在哪里?共产党和国民党怎么都这样呢?完全一样的整人方式,我都快晕了。

  “救总”还是让我做反共义士?还是怀疑我是共产党的间谍?

  难道我这一生注定是这样的命运?难道中国人天生就必须在政治斗争中生存吗?看看那些外国人,精神是那么自由,思想是那么奔放,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恐怖,活着多幸福,快乐啊!不论其内在如何至少从外国人的举止言谈上看到的是这样。

  康先生见我迟迟不肯动笔,就说:“随你怎么写都无所谓,没关系,我们只是随便说说。”

  我只好如实填写了。已经来了两次“救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写的都是实话,不添油加醋,没给共产党抹黑,只担心大陆会认为这是“黑总”,认为我的行为是和共产党针锋相对,誓不两立。

  在我填表的时候,禁不住想起在大陆,不知写了多少思想汇报和向党表决心的材料,希望加入共青团,都被拒之门外,反而是交待坦白的材料没少写反到成了证据,给自己留下了罪状。

  康先生知道我的生活处境后,忽然说:“你爸爸在台湾,依政府规定,未满十六岁的直系血亲,可以赴台定居,你暂时去不了台湾。不如让你的小孩去台湾,你们两公婆也好全力地工作。这件事,‘救总’可以帮助你们。”

  我喜出望外,紧紧地握住康先生的手:“太谢谢您了,在香港这么几年不知政府有这个规定,我尽快和我爸爸联系一下,再来找你们帮忙。”

  当我就要离开时,一位小姐走过来:“根据我们政府德政规定,从大陆来的同胞,都要表示我们政府的关切之意,送上六百港币的慰问金,您有小孩子,还有一些儿童衣服和玩具。”

  不但有礼物,还有钱,虽然是六百港币,但对失业的我来说,已经不少了,何况是不劳而获,天上掉下一块小馅饼,我真不敢相信。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拿的礼物和钱,似乎很沉重,此时的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认为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我的可怜罢了。

  “救总”这些举动,原因是救总以前在金门用气球空飘,将反共传单和些食品、衣物飘到对岸送给大陆同胞,往往被大陆政府阻止没收,大陆同胞拿不到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现在有新规定,不如将这些转到香港“救总”,分给从大陆出来的人,真正起到更实惠的作用,温暖大陆同胞的心。

  康先生热情地把我送出门,还提醒我:“赶快和台湾令尊联络,一有消息就找我们。”

  我走出自由道的路口,还回头看了看“救总”,端窗口口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有些承受不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拿着信封里的六百港币和一包小衣服,不知是福还是祸?此时,我又想到,“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六百港币和小孩子的衣服在当政者看来也许成为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救总这点礼物,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但心里还是十分感激康先生。也许国民党真的像爸爸说的那么好,“最讲中华民族伦理亲情”。

  五

  几次向爸爸伸手求援都遇到拒绝,这一次送晓湾去台湾能不能成行,我也没有把握。

  我在电话里向爸爸说明“救总”可代表政府协助晓湾来台湾,这样可以减轻我们在香港生活的困境,请求他收留晓湾,并再三表示,晓湾在台湾的一切费用由我负责,只请台湾妈妈帮助照顾一下,我们夫妻努力赚钱,打个好基础。

  这一次,爸爸和台湾妈妈商量后,很快就答应了,真是出乎意料。爸爸还来信说:“对你,我未尽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对晓湾我是责无旁贷。晓湾在台湾的生活费用,倒是小事,小孩子花不了多少钱,只不过吃饭多了一双筷子。我虽然是个公务员,但还是负担得起,只是养育的责任重大,我要上班,还要请你台湾妈妈照顾,她身体不太好,又没有这份责任,这份情义太难还了。”从情理上说,爸爸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追求天伦之乐和现实生活无奈搅和在一起让我深感沉重。我爸爸还承认有此义务,对台湾妈妈却是强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在这个时候真是恰如其分。

  爸爸在信中还解释说:他含蓄地说“壮士断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对我做人做事的不满,说我是个提不起,放不下的人,命运和性格的冲突左右为难,说不清楚,难成大事。

  两个月以后,晓湾赴台的手续办好了,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我必须写一份保证书,保证必须遵守中华民国政府的规定,在香港要住满七年,成为正式居民,才能申请赴台,在此期间,不可用任何探望晓湾的名义申请赴台,以免给政府制造困扰。只要晓湾能去台湾就行,做为我来讲可以等,所以就在那份保证书上签上了我的名字,这也等于我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真正第一次打交道。

  如何送晓湾赴台,又是一个难题。我不能送,爸爸来香港接太麻烦,还要办理许多手续,这时,我想起了经常来往于港台之间的陈元平老伯。

  陈伯是湖南石门县人,毕业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曾在中缅印边境和日军作战,为抗日做过贡献。日本投降后,他又跟随国民党将军杜聿明转战东北参加内战,在辽渖战役中被俘。当时,他有两条路,一条是参加解放军,一条是资遣回家,任其选择。他说解放军很好,给了“路条”,就是通行证,还给了几块大洋,当时华北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陈伯到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南京,去国防部报道。国民党安排他去台湾,他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他想已被共军俘虏过,很难得到党国的信任和重用,还是解甲归田,重新生活。他回到石门老家,和妻儿团聚。1949年,国共两党的军队在石门县展开了拉锯战,经常听说有地主恶霸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杀,而且镇上也有人传言说他带着武器回来,隐藏起来,准备和共产党长期做战。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他,共产党地下武装组织准备清算他的滔天罪行,正等待时机行动,为免一死,于是,陈伯只好弃妻儿不顾独身离开家,费尽千辛万苦,1949年逃到香港。

  陈伯是我通过一位大陆朋友认识的,请他转信给台湾亲人,也是我来香港除了大姐家这门亲戚外第一个外人朋友。我找到陈伯,说明来意,他很愿意帮忙。

  “救总”真是不错,还协助我订了中华航空公司的机票,而且有折扣,陈伯也是打折的机票,晓湾享受“小难胞”的待遇,机票才260港币。临行前,“救总”还给晓湾一份礼物做纪念。

  我爸爸有个姓周的朋友在台北,他的儿子在桃园中正机场的海关工作。晓湾和陈伯一下飞机,就有人接了。

  为了晓湾能好好读书,我在香港给他买了个很好的日本SONY录音机,当时在台湾还买不到。到中正机场海关时,本来是要征税的,但是晓湾的入台证是“救总”受理办下来的,来台目的一栏写着“投奔自由”四个大字,意义不同,海关人员知道晓湾属于“救总”营救出来的“小难胞”,就免了。不到五岁的孩子也和我一样被迫无奈的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行列之中。

  听爸爸说,晓湾到台湾的第一个晚上,哭着喊着找爸爸妈妈,我爸爸说我上夜班了,好不容易才把他哄睡,一对真正的祖孙却从未在一起生活接触过,虽然生活条件好多了,但亲情的感受却很难融合。

  晓湾走后,我和前妻的生存压力一下子减轻很多,两个人都很快找到工作上班,但精神上的折磨却开始了——我们想晓湾。以前生活再苦,也是一家人在一起,天伦之乐,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不是担心晓湾生活有问题,而是这么小的孩子,突然换了环境,和完全陌生的爷爷一家如何相处,怎么适应,我们这种特殊的祖孙三代关系是香港人也是正常家庭难以理解的,这又让我心中牵挂。

  来港不到四年,我们一家在香港过着动荡的生活,已经搬了八次家,晓湾也进过八间幼儿园。

  有一次,我们租了一间没有窗子的小屋,香港人叫“中间房”,地面是木板的。木板遇水,就烂得快了。我们十分注意,从不让水落到地板上,我们大人洗澡,都是到公共洗手间。

  那年冬天很冷,公共洗手间窗子坏了,北风呼呼,担心孩子受不了,我烧了热水,就在屋里给晓湾洗了澡。房东太太看见了,很不高兴用粤语说:“田生啊,你不要在屋里给孩子冲凉,会把地板搞烂的。”我关心的是孩子的身体,而房东太太关心的是她的地板,到底什么更重要呢?由此也让我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

  这段心酸的往事,令我终生难忘。

  晓湾在台湾宜兰一家私立的天主教幼儿园就读。爸爸每天上班,晓湾要由台湾妈妈照顾,为了不让爸爸为难,我坚持每个月给台湾寄港币五百元,后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和我的优势,开始替海峡两岸失散的家庭进行各种中介服务,每月至少能增加一千元的收入,有时候,我就买些礼物托人给我的台湾妈妈,并一再表示对台湾妈妈的感谢,回馈她对晓湾的照顾。

  我总忘不了爸爸的一句话:“我对晓湾还有一点责任,你台湾妈妈招谁惹谁了。”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如果您不是我爸爸,我会来找您吗?我从小到大,您承担过一点做父亲的责任吗?为我照顾一下晓湾不应该吗?

  在爸爸这个家庭,除去台湾妈妈和一个妹妹,我还有个弟弟,只比晓湾大六岁。爸爸从未说过这个弟弟的身世缘由,我只听我台湾妈妈当着我大姐讲过:“当初如果能和圻畅联络上,也许就不会有这个弟弟了。”

  爸爸和台湾妈妈从小对这个弟弟不知付出了多少爱心,正如爸爸有一次在给我信中说:“从你出生到长大,我没有疼爱你一天,你可以长大,娶妻生子,而你弟弟呢?我不知付出多少关爱,流了多少眼泪,花费多少金钱去培养他,从小至今每天都要吃药,我真担心他的将来!”

  爸爸对我和这位弟弟有良心上的比较,但晓湾和他这位小叔叔在一起时,晓湾并不可爱,爸爸对晓湾处处看不惯,对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这个不争气的孙子身上,想到了我这个做儿子的种种不是。

  这是什么原因吗?难道爸爸真是那种狠心无情的人吗?

  我无数次地这样问自己,寻找着答案。

  六

  在乐宫楼做工时,我认识了一个姓郑的朋友,是山东青岛的老师,因为他的爸爸是个跑船的,五十年代来到香港。经他介绍,我到一家新开张的百货公司去应聘保安管理员,英文叫:Security,应聘的主管可能见我高大威猛,又相貌堂堂,就答应了。

  这家百货公司的名字叫“三越”——MISUKOSY,是日本一家很有名的公司,有上百年的历史,地址在铜锣湾最繁华的街道——轩尼诗道上,公司营业面积有四万多平方米,有四层,四百多位员工,其中有几十个日本人,都是高级主管,其余全是华人。

  那时候的铜锣湾像个小日本,在MISUKOSY百货公司的附近,有大丸、崇光和松板屋等日本名店。

  日本人的管理严格,世界闻名。我们保安员每天要站八个小时,而且姿势要端正,不能背手,不能靠着柜台或墙,走路也要像军人一样,不能像逛大街。我们要时刻注意顾客和柜台小姐的不轨行为。

  面对明晃晃的商品,一件西装至少几千元,一条领带几百元,而我的薪水一个月才一千八百元,心里怎么能平衡呢?想着人与人的不同,十分感慨。

  在MISUKOSY公司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商品和人的价值,其实,人也像商品一样,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虽说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是万物之神,那是英雄智者,而一个没有用的人,只能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其价值不如商品。我在这里感受最深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穷则思变。”的原始力量,我感悟到毛泽东当年搞革命的动机和为何如此呐喊!他一定感到压抑、愤愤不平。

  不好的是,一年之后,晓湾又回到了香港。

  事情是由前妻引起的。一九八三年的台湾的“一·二三”“反共自由日”,这一天是朝鲜战争一万多被俘的志愿军去台湾的日子而命名的,“救总”组织一批大陆来港的难胞去台湾观光,前妻很幸运地被选中了,一切费用由“救总”负责。

  “救总”组织这样的活动,理所应当地让我参加才对,可是,偏偏没有我,大概依然对我的政治立场不放心,只好选择了对两岸政治毫无痛痒的前妻,也算对我一点人性上的照顾。因为晓湾在台湾,顺便可以去探望。

  “救总”从北到南的安排这些“反共义士”参观了复兴基地——“台湾”展现各方面的成就,足足转了一大圈。所到之处都给予贵宾的待遇。希望他(她)们能感觉回到自由祖国的温暖。也许在这个时候,前妻才觉得嫁给我还不错。想不到,来到另一个世界如此风光。

  其实,“救总”希望在每一个人身上找到反共的利用价值,借此机会在台湾反共宣传一番。还可传播到海外以至大陆。政治就是这么现实,“没有白吃的午餐。”

  凑巧的是,前妻刚刚从广州住医院回来不久,做了输卵管人工结扎手术,正在康复中。说实话,几年来,香港飘泊不定的紧张生活,我们夫妻聚少离多,从来没有避过孕,也从没怀过孕。没想到却来个子宫外孕,那段时间,前妻总在香港闹肚子疼,几次去医院都未查出病因,结果趁陪送一位台湾来的马阿姨偷偷摸摸回大陆途经广州时查了出来,事态严重,再不及时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

  当时,我为早日去台湾,几年不敢跨过罗湖桥一步。前妻住院手续一切拜托广州京剧团我的同学王贵勤协助办理。王贵勤将前妻安排在广州最好的南方医院妇产科。“南方医院”是对外名称,其实是“解放军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主治大夫知道前妻已有一个男孩,未加详细了解情况,不管其身份,也不理家属是否同意,在无任何亲属签字的情况下,断然给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等于从此终止了生育的能力。

  前妻回港后诉说此事,开始我幷不以为然,一个晓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都快养不起了,哪还有本事再生第二胎,但是,我越想越生气,因为,我毕竟在香港生活几年,懂得了一些法制观念,对人权也有了基本认识,有了自我保护的准则“南方医院”这样做,简直是无法无天,非讨个说法不成。

  因为“南方医院”(第一军医大)直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我一气之下写了封信告到北京总后勤部,万万没想到,这封信真管用,得到总后勤部高度重视,专门派两位干部南下广州住在珠岛宾馆,直接找到我同学王贵勤,请我赴广州,专程向我赔礼道歉,幷答应让前妻随意挑选大陆任何医院重新解开结扎的输卵管,所有的一切费用由总后勤部承担。我迟迟没有答复,更谈不上见面……,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不回大陆的苦衷。

  那时候,“南方医院”在香港湾仔已设立一个办事处,专门协助香港同胞去广州办有关手续,有位钟女士是办事处主任。几次来我家专门拜访问寒问暖,代表“南方医院”协调此事,幷积极动员我们去广州重做手术。

  说实话,我们根本无意再生孩子,只是气愤这种漠视人权的做法,不尊重本人意愿,没有严格的医院规定,这要是在香港,属于重大的医疗责任事故,告上法庭,起码要赔上几十万港币。起初,我仅仅为宣泄一下不满的情绪,没料到,总后勤部动了真格的,让我诚徨诚恐,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那位主治军医为此丢了职务,断送了前途,听到此决定,我于心不忍,不能得理不让人,赶忙又再写信给“南方医院”,“保证今后不在追究此事,”息事宁人到此结束。

  没过几日,那位钟女士送来了一万港币的大红包,表示慰问,一再解释说:“此款为田太补身体营养之用,与手术无关,”她生怕我揪住不放,事后再打官司。区区小小夭折的生命,换来个意外之财。

  前妻在此行活动中,言谈话语说给了随团的“反共义士”们听。不知谁反映到台北“救总”总部,把此事当成反对大陆一胎化政策和中共践踏人权的例证。于是,不善言谈比较木纳的前妻顿时成为团中重要人物,活生生的教材。她隐姓埋名地在“一·二三反共自由日”的座谈会上只是叙述了事情的原委,却成为控诉大陆中共的典型,台湾的“中央日报”还进行专题报导。“救总”理事长谷正纲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其事地给前妻一个万元台币的大红包,前妻无意中成为了反共的功臣,得到个不义之财。

  想想这些心酸事,真觉得有些荒唐,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到头来,只为他人做嫁衣裳”。前妻虽不像我命运置身于在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无法回避。但她跟了我,就同样躲不过“到头来,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命运,也像一叶孤舟在大海中随时遭受风吹雨打,难以平稳。海峡两岸的政治生活现实,也让她明白了一桩“手术事件”,会运用的得利,不明白的吃亏,其实,她很倒霉无辜,不该搅这混水。

  全体活动结束之后,前妻到台湾宜兰我爸爸家看了晓湾,吃饭的时候,晓湾吃饭很不规矩又说又闹,不正经吃饭,我爸爸就用筷子打了晓湾一下,前妻当场就哭了。

  我爸爸很生气:“你哭什么,好象我虐待晓湾了,你们也不看看,晓湾让你们管教成什么样了。他来我这里,我们正在纠正他的坏毛病,你这一哭,还让我们怎么管呢?”

  爸爸还说:“晓湾在我家,在教育学习上,你不知道我们操了多少心,特别是他一有病,我们全家天天跑医院,又着急又上火,那心情你们知道吗?我们是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人才,一个有用的人,你们知道吗?我是他爷爷,我对他还有一份责任。”

  爸爸随手一指我台湾的妈妈:“她有什么责任呢?晓湾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她照顾的,她身体又不好,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这时候,前妻未加思索,随便说了一句:“那可不一定。”

  这一句彻底把我爸爸激怒了。我爸爸和台湾妈妈相依为命,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才走到一起,彼此都十分珍惜,感情极好,我爸爸不能容忍前妻对她的伤害和不尊重。

  在争吵中,前妻还说了一句实事求是的话:“每月我们寄来五百港币,一个小孩子是花不完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在我爸爸和台湾妈妈听起来,他们照顾晓湾是有工钱的不是责任、义务和帮忙,甚至是他们贪污了晓湾的生活费。

  经过这一次争吵,晓湾在台湾不能住下去了。

  前妻刚刚回到香港,爸爸就打来电话说晓湾的离台出境手续都已办好,让晓湾回来。事已至此,我怎么说都无法挽回,我爸爸和台湾妈妈不能主动送晓湾,我和前妻也不能去接,爸爸就委托中华航空公司的小姐代劳送回,晓湾在台湾整整住了一年,六岁的他,已经在两岸三地都生活过了,只是他太小,感受不到是幸福或是悲哀。

  晓湾从台湾回来时,手里还拿着毕业证照,戴着一顶台湾幼儿园发的方块学生帽,证照上面写着:“今日是民族幼苗,明日是国家栋梁。”我感慨万千,民族和国家,多么神圣的字眼,我们祖孙三代同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现实生活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内涵,如今在晓湾身上,也开始了。

  晓湾一回来,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快就突出了。为了前妻能继续出去工作,我们就把晓湾送到可以寄宿的香港调景岭的鸣远小学。这所小学是天主教办的,是为了纪念天主教神父雷鸣远,有台湾国民党的背景,这里管吃管住管学习,每月五百港币,是最经济实惠的,大概有教会资助。“神爱世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和落实。

  调景岭坐落在九龙西部的一个海边上,是个依山傍水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村落,大部分居民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军人和家属。港英当局为了缓解左右派的矛盾,也是迫于多种政治社会的压力,减少国共矛盾冲突,就把调景岭划给了他们自治,让他们自盖房屋,养猪种菜,自谋生活。

  几十年来,随着香港整个社会的进步,这里也建设的很有特色,不同于香港任何地方的小镇,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墙壁上写着“中华民国万岁”的标语,“蒋总统万岁”几个崇拜的大字摆放在半边山坳处。所以,调景岭在香港有“小台湾”之称,而这一切在“九七”之后已不复存在了。

  晓湾在鸣远小学读了六年,直到毕业。

  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我爸爸有家不能回,酿成我和我妈妈的悲剧。由于阶级斗争的关系,妈妈改嫁,我有家不愿意回。在香港,由于生存的压力,晓湾六岁就过上了寄宿学校的生活有家不常回。难道老天爷在故意捉弄田家这祖孙三代人吗?

  我找不到合适的答案。也许这就是命!

  由于安顿了晓湾,前妻可以出去工作了,一个从大陆出来三十多岁的女人,想选择一份理想工作谈何容易?一次她在报上看到一家娱乐公司招侍应、服务员,收入3000元,很诱惑人的,去到那里应聘一看是麻将馆,麻将馆在香港是司空见惯的,在香港和九龙都有专门的属地,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并不涉及黑道、色情,自己节身自爱也无所谓的;只为了多赚些钱,她就在一家麻将馆做起了服务员。香港的一大特色,就是有专门赌钱持政府牌照的麻将馆,这麻将馆是24小时营业,通宵达旦,几十张台面发出震耳欲聋的牌声。任何四个人凑成一桌,都可以开始,尽管是素不相识,但是按牌理出牌,众人皆知,麻将馆从中抽水,“三缺一”时,服务员可以临时补上。

  经常去麻将馆的,都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前妻天天和这些人接触交流,耳熏目染,性格和人生观渐渐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她的变化,因此为我们的生活埋下了祸根,夫妻南辕北辙,渐行渐远。

  我必须永远承认和不能抹杀的是,前妻当时是为了生活,为了我们这个家,去干这份工作的,做为男人,应该有责任承担起养家的本事,无能的我,当时没有这份能力养家而导致我们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最后以离婚收场,是我人生一大撼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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